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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建立之初,门阀士族为何如此有权力?又为何不篡位?

Jing 是桔梗吖
2024-09-04

这个月开始读《东晋门阀政治》,刚读完第一章,便感收获颇丰。这本书写的非常深入,它不是如同史书一样仅记叙历史发生了什么,而是从表象到深层,通过翔实的史料,从各个角度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原因


晋朝的历史很混乱,无论是短命的西晋还是只剩半壁江山的东晋,在主弱臣强(晋武帝除外)、内忧外患状况下一直处于复杂的政治局面。尤其是东晋,皇帝似乎已退居幕后,台前门阀士族轮番登场,琅琊王氏、颖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彼此牵制以维持某种动态平衡。


应该怎么去理解东晋政治的这种特殊性?所谓门阀政治和其他朝代皇权式微时的权臣当政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一开始是琅琊王氏而不是别的高门士族?为什么能相安无事“共天下”而不至于“篡天下”?同样是“偏安江左”,在对待胡族态度上,东晋比南宋要更有民族气概吗?这些问题在本书中都有介绍。

01.

西晋诸王与王国士人


首先“王与马共天下”的具体表现为:对待王导不同一般的君臣关系,以"仲父"相称、元帝拉王导同登御床(龙椅)、给王导的手诏用语相当恭敬;且面对有叛乱之意的王敦,同样是谨小慎微,不敢以君臣名分责王敦。


对比历史上其他类似"共天下"局面,如子楚允诺吕不韦共有秦国、刘邦裂土封韩信等,从君臣地位上看有其相似之处。但与历史上诸多权臣枭雄相比,同样是“大臣殊礼”的王导,却“以一代名相处此而当世不以为非分,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回顾各个朝代权臣的情况,要么是“末世权宠礼遇非凡”,如赵高、曹操、王莽,以至有兴废篡位之心;要么是辅助幼主而有僭越之举,如吕不韦、霍光。而司马睿与王导的关系则更像是共同创业、互相依赖的关系。


另外,“门阀政治”更重要的特点是,这种“共天下”的关系并不仅是司马睿与王导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两个家族间的关系。西晋初年,晋武帝吸取曹魏亡国教训,开始大力扶持同姓诸王,期望形成司马家族军团,拱卫中央。诸王以郡为国,都非常重视与封国内的士人结交。琅琊王氏家族在司马睿祖父初次被封为琅琊王之前,就早已显赫一时,并不依赖宗王的地位来光耀门户,“而琅琊王欲善接国人以广声誉,却特别要与琅琊王氏结交”。可以看出,两个家族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相互为用的。即便没有王导,王家很可能也会出现另一个与元帝共天下的人。

琅琊王与琅琊王氏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长期发展起来的相互为用的政治关系。

02.

司马越与王衍


这种家族性再往前追溯,“王与马共天下”的最早组合应该是司马越和王衍


八王之乱中,东海王司马越是最后加入乱局的宗王。他是惠帝的远亲叔父,食邑小、实力弱。所以他没有过早出头,而是坐山观虎斗,在合适的时机才出来收拾残局,后发制人最后胜出。也正是因为司马越一开始实力弱,他更加注重笼络封国内的士族名士。王衍虽并非是东海国内的士族,但琅琊国是东海国的近邻,他的声望司马越早有耳闻。而王衍又是个贪恋权势的人,两人一拍即合,“司马越以其宗王名分和执政地位,为王衍及其家族提供官位权势;王衍则为司马越网罗名士,装点朝堂”。


而司马睿和王导的关系,是从司马越和王衍的关系中派生出来的。司马睿最初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宗室成员,而司马越在徐州已发展壮大,当他准备西迎惠帝时,便启用了司马睿作为平东将军,留守下邳。而作为王衍族弟的王导,与其说他是司马睿的得力干将,不如说他是司马越控制司马睿的关键人物。而且南渡一事,也是在司马越、王衍全盘部署中的,只不过他们的目的不是让司马睿过江称帝,而是镇守江左以及搜刮江南财富和漕运粮食。由此也可看出两段关系的不同之处,“洛阳司马越、王衍的组合,掌握实权的是司马越;而徐州下邳司马睿、王导的组合,王导却起着主导作用”。


03.

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


这种家族性从“南渡计划”中也有体现,虽然王导在南渡中功不可没,但王导只是王家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罢了,背后王氏诸兄弟都有参与。尤其是手握兵权的王敦,在整个元帝在位期间,都是一股震慑皇权的重要力量。但琅琊王氏家族内部也并非是团结一致的,这从王敦叛乱时王导的态度便可看出端倪。当司马睿想培养自己势力打压琅琊王氏时,王导是支持王敦起兵“清君侧”的,但当王敦叛乱之意愈发明显时,王导便旗帜鲜明的站回了司马睿这边。琅琊王氏家族内部互有掣肘,外部更有其他高门大族在牵制。

琅琊王氏能与司马氏共天下而终不能篡天下,这应当从门阀士族之间彼此牵制和南北民族矛盾这两方面求得解释,而不能只从权臣个人的忠奸求之。


04.

不与刘、石通使


如果说西晋末期主要是诸王间的矛盾,那到了东晋时民族矛盾已占据主要位置。八王之间鱼死网破,胡族趁乱席卷了北方领土,苟延的东晋当然要与胡族势不两立。但这种“不与刘、石通使”的决心并非仅是一腔爱国热血,同时也有多方面原因: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虽然已占据北地,但北方仍然有很多反对势力让他们应接不暇,无力顾及南方局势,所以依仗着长江天堑的江左政权敢于挑衅刘、石;另一方面,与刘、石的对立延续的是司马越和司马颖的对立,南渡的王公士族都有大量死于这场诸王混战的亲友,所以摆出“不与刘、石通使”的态度也是为了宽慰士族之心。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司马睿还是王导,都并不真的想北伐收复中原。“王导并没有一匡九合的抱负,只是尽力笼络南士,和揖侨姓,以图苟安。司马睿之所急,也是在江左建立霸业,并不真正以中原为念”。所以东晋前期的北伐,不过是一场政治作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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